編：你會如何形容九○年代的「新台語歌浪潮」？

倪：辛苦，可是也滿過癮的啊！那時候（歌手）曝光機會都很少，媒體記者第一個就是看長的帥不帥怎樣、怎樣⋯⋯，我們都不在這個標準裡面。你如果做簡單的事，就可以各方面都比較簡單，像我們便走了一條比較辛苦的路。也不是說開拓啦，但還是希望能被接受，在商業上也要有點成就，所以他們到最後也都有不錯的發展。

編：那時候算不算是很有活力、存在很多可能性的時代？

倪：算。整個台灣社會在那個時候，是滿有活力、滿有可能性的。而且那時候音樂是很重要的，是娛樂種類的第一選項。那時候我們做了滿多在搖滾方面，同時也做了像L.A. Boyz那種Hip Hop的，但那都是假Hip Hop，真正的Hip Hop是一種生活型態，是黑人的語言模式。我們是為了做那樣的東西而去寫歌，是為了那樣做而做，但也做成了，市場上也接受，因為當時沒有嘛。

編：林強、豬頭皮、Baboo等都是那個年代具代表性的歌手，他們有什麼特質你是很欣賞的？

倪：第一個是他們的創作，我們那時候都著重創作。然後有一些自己關注的事情，這個東西一定要。他們每個都很自我，林強開始的時候，很單純就是一定要用台語唱歌，在那之前台語歌是屬於日本式的演歌類型，比較不是搖滾類的。那他自己寫出來就是這樣，我們也覺得很好。到他紅了以後就被偶像化，所以到第三張專輯的時候他已經不願意出來做宣傳了，在當時的音樂環境裡，這都是很不尋常的一種做法跟想法。Baboo那四個人都太有才華了，從鼓手到主唱、bass手、keyboard。因為他們都太有才華了，所以要把他們的音樂融合，在這過程之中也是非常困難。豬頭皮就是反社會，反派嘛。台灣那時候，好像是陳水扁選上台北市長的前一兩年，他那張專輯全部沒有上主流媒體，因為主流媒體不會播、不能播，因為他的東西太那個了。就算是解嚴之後也不行，雖然沒有公開被禁，但是電台可能自己覺得不適合播、不雅，拍MV也沒地方播，因為有保險套什麼的。所以豬頭皮的歌完全是在地下電台播紅的，賣得也滿好的，很特別。

編：林強的《向前走》出來後就算是新台語歌時代的開始嗎？

倪：好像是喔？《抓狂歌》好像比較久，好像是1989年。《抓狂歌》的時候我們已經在做林強了。他比賽的時候出了很多狀況，麥克風沒聲音什麼的，他都蠻鎮定。後來很多唱片公司都找林強，他要的很簡單，就是自己寫台語歌，他唱得滿好的、很堅定。然後，我們那時候在做L.A. Boyz的第二張專輯《跳》，L.A. Boyz的歌全部都是英文的Rap，中間只有幾句台語。那時候是看「五燈獎」，看到三個從美國回來的ABC舞跳得滿好。他們不會講國語，只講台語跟英文，而且那種還不是一般台灣年輕人講的台語，因為他們在家都是跟爸媽、阿公、阿嬤說台語，所以是老人講的台語，反而比較傳統，比現在年輕人講的台語更土、更老一點，很有特色。

編：有鼓勵他們用台語創作？

倪：有，在考慮用什麼語言的時候，有過很長一段的溝通。經紀人總覺得講國語比較好，我們就覺得反正他們不會講國語，就講台語吧，後來就變成台語、英文夾雜！反而比較特別、比較簡單，我們也比較省事。不然製作起來很辛苦，英文他愛唱什麼就唱什麼，反正我們就是重點台語那幾句把它弄進去、很簡單。我記得那時候坐在辦公室裡面，就把林強、暐哲、伍佰，三個人找來，一人一句就寫他們的〈跳〉「跳跳跳乎伊爽／跳跳跳乎伊勇…」，就一人一句兜一兜，這樣很好。那時候我們的工作狀況就很類似這樣會互相幫忙，因為那時候沒有真正的製作菁英，就是自己寫寫東西，來了以後我就讓他們自己去製作。

編：新台語歌年代可以分成幾個時期？

倪：現在應該不能再叫新台語歌，現在應該是要用音樂類型去分搖滾的、Pop、Heavy Metal的。新台語歌應該算是1990到1995這五年，或是1989到1995這個範圍，大概這六年裡面。

編：用什麼語言來唱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？

倪：對，已經不是了，反而音樂的類型才是。以前台灣社會只要你講普通話，不標準的台語腔就會被當作土，大概經過那六年、八年，講話有台語腔叫做酷，這個是很大的轉變。現在台灣講話最好的發音是混著講，國台語要混著講。

編：辦《台客搖滾》這個演唱會是靈光一閃的念頭，還是早已經計畫好的事情？

倪：是突然想到的。覺得集合起來做個演唱會應該滿好玩的，他們很久沒在一起唱了。以前他們還未紅的時候，像這類屬於搖滾樂的歌手，在台灣可以演出的空間很有限。以前台灣只有三家電視台，所以他們唱片曝光的機會很少，所有主流的都是比較情歌類的，所以搖滾樂比較辛苦，都要找地方去演唱。那時候台北的live house也不多，後來找到一家比較固定的（表演場地），是在羅斯福路和和平西路口的一家pub叫息壤，那裡很小大概容不了一百人吧，那時候伍佰跟China Blue每個禮拜五都會去唱。

編：所以會有一句「星期五、伍佰元、聽伍佰」？

倪：對對對，他從息壤開始。從一個人聽，到二十個人聽，到一百人到五百人。息壤沒了以後，就在Live Ago go唱了差不多兩年。

編：真言社那時候辦過很大的活動，有沒有發生過一些什麼有趣的事？

倪：在總統府前面辦的那個吧。那個都是在陳水扁當市長的時候做的，他上任第一個就是把新生南路整條封街跳舞。陳昇、伍佰都有參與，還有市立交響樂團，就在前面跟搖滾樂一起演奏。當時有兩個舞台，一個在總統府的正門，一個是在後面。那時候活動的高潮是，當時陳水扁市長陪同李登輝總統走出來演講，在那之前，國家元首要公開面對這樣的群眾的機會基本上是沒有的，而且那是在晚上，晚上你不知道去的人會是什麼人。那天舞台前面便站著大概有上萬名便衣，而且他們的特色是背對舞台、向下看，前後都有。人數很壯觀，後來活動完，他們列隊要走，走了好久才走完。現場還滿吃驚的，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部隊。

編：現在回想新台語歌對當時的文化潮流有什麼影響？

倪：應該有吧！其實在音樂類型上它就是弄出一條比較搖滾的東西。台灣一直都有，但一直都沒有變得很大眾、很主流，銷售得很好。我想最大的影響就是台語，本來是土的，後來弄一弄大家也就講起來了。

編：變得比較年輕，台語也可以年輕化。

倪：對，大概是這樣。

編：台客搖滾是演唱會的名字，他們這些台客跟一般印象中的台客有什麼差別？

倪：台客喔，以前台客就是外省人稱呼本省人、北部人說南部人，就是有點講人家土、台嘛。現在被蔡康永節目討論以後，網路也在討論，好像變成不只是那個樣子，它的定義比較擴大了。現在回頭一看，我們這邊歌手都是很標準的台客。有一天我在台大附近的咖啡廳喝咖啡，旁邊坐了一桌台大的學生，他們好像要拍什麼短片，就在討論誰要穿什麼，就講說那個誰就穿得很台客，就要穿得像伍佰那樣子。我就想伍佰很台嗎？隔了一個月我又進去那家咖啡廳喝咖啡，隔壁又坐了四個人，他們在討論台客的文化現象，他們就講蔡康永的節目，又講到伍佰，他真的是台客的代表人物！後來我跟伍佰在聊天，伍佰說他也有看到蔡康永的電視節目，問誰是最代表台客的，五個人全部都是答伍佰。這滿好玩的！不過，其實伍佰全身上下穿的都是名牌，這可能是跟他的音樂有一種很台灣的象徵吧！

編：你覺得誰是新舊台客的代表？

倪：陳松勇是舊台客，因為他的外型跟講話方式。新台客就是蔡康永吧！他的打扮都亂穿一通，他其實很台灣，是當代台灣人的表象。他比較大膽不在意別人眼光、出櫃、什麼都不管。這些都很猛！現在的台客猛很重要，自我很重，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。

編：那你覺得自己是不是台客？

倪：照定義來講我應該不是，沒有人會認為我是台客，我講話的腔調就不行了。

編：你印象中有沒有一些具台客味的唱片封套、海報或是廣告設計？

倪：《少年ㄟ，安啦！》那張不錯啊！伍佰的第一張專輯《愛上別人是快樂的事》是真的走台客路線。因為那時後封面的設計定位，是希望卡車司機能夠接受他的音樂，我們設想就是卡車司機開著卡車、聽著伍佰的歌、嚼著檳榔好過癮，這唱片就成功了，最後應該是有做到。

編：《只要為你活一天》、《少年ㄟ，安啦！》、《青少年哪吒》等算不算是台客電影？

倪：《少年ㄟ，安啦！》算，它就是講台灣小黑道的故事，拍得滿有那個味道的！滿接近真實生活的。拍那個片的時候，正好林強也在，然後伍佰、Baboo都已經簽約了，所以就在他們做自己的專輯之前，全部跳下去寫那個配樂。那裡面的歌，到我現在聽起來都覺得算是滿不錯的。之前伍佰可能出過一、兩首歌，林暐哲可能在「黑名單」裡唱過，可是自己的創作完整的還沒有，所以碰到一個這樣的機會他們都做得非常投入。那個音樂創作跟電影的結合，整個時機是非常好的，現在聽起來還是非常好聽。裡面有一首林暐哲寫的〈電火柱仔〉，寫一個年輕人吸安非他命、還是喝了酒之後醉醉的，晚上走在路上看到路燈，跟路燈的對話：所有人給我通通立正站好！那個歌寫的非常有味道。

編：本土意識在那個時候是滿重要的，你怎樣看這個？

倪：簡單來說，我是外省人，父母是公務員，家裡講的是很標準的一套北平話。但是我從小是在本省人的社區長大的，我家就在圓環後車站那一帶，但是我不會講台灣話，大致聽得懂。那個環境中間又有一些日本的東西，那個社區受日本的文化影響很大，很多老先生講日文。我就是在那樣子的環境長大，對我來講看到的整個都是異國情調，本土文化對我來講很豐富，也很自然的，覺得這些就是應該在一起的東西。

編：聽說你每年都要「回」尼泊爾，是嗎？

倪：最近沒有了，因為亂了。我有一陣子差不多五、六年，每年都去爬一次山。因為尼泊爾爬山很方便，它的路線都很好、山又大，喜馬拉雅山很漂亮。全世界只有那個地方，其他地方山都很小。以前尼泊爾不管大人、小孩的笑容都很燦爛，不過後來MTV跟CHANNEL [V]進去之後就開始有點變了。有一年我就開始看到年輕人開始有打扮，穿牛仔衣、頭髮弄得很誇張。最嚴重的一次，觀光客的巴士經過路邊，路邊的年輕人對觀光客伸舌頭做出猥褻的動作。我想這一定是從CHANNEL [V]看來的。還有手機，之前是沒有手機的，多好！

編：所以還是喜歡比較樸實的東西？

倪：好像是這樣。

編：在音樂上怎樣可以看到你這種口味？

倪：在音樂上，我們就比較不喜歡那種有太多外力去干擾那些歌和創作。我們也有試過想走主流一點，但是那不成啊！為了市場的考量，歌就會變成量身訂做了！你有沒有聽過〈老鼠愛大米〉？那種歌現在在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都不會有人寫得出來！他在寫歌的時候是沒有目的的，也許當時有一個情緒就把它寫出來了嘛！這歌好啊！我們現在寫歌哪有人這樣寫？先開會蔡依林定位是怎樣、樂風怎樣？程式寫好了，在有限的空間裡去把它完成，出來的東西當然不太會感人。

編：真言社的歌手也曾經想過朝向比較大眾化的路線？

倪：有啊！張震嶽在發第一張專輯時被包裝成偶像，被罵死了，可不可以弄好看一點，包裝成偶像就不像啊！張震嶽是在歌唱比賽找到的，跟我們簽約的時候他才十五、六歲，個性也還沒成型，來的時候比林強還矮半個頭，後來長大了；那時候來是白白淨淨的小男生，現在滿臉鬍子、都是毛。他那時候寫歌還不是那麼強，會寫一點點。簽了他就覺得這小孩還不錯，他家住蘇澳，爸、媽也很好，就很想把他放在身邊，帶著他就這樣混，我們那時候做音樂都是這樣一個帶一個。

編：當MTV台的總經理時你請孫大偉做了一個「好屌」的廣告，你是怎樣把一個國際性的音樂媒體本土化？

倪：那個時候我的使命就是要本土化，公司內部當然也有很多討論。那個時候花很多時間在討論「什麼是本土化」、「應該怎麼本土化」。那是一個很長的討論。就光那個廣告就搞死啦！譬如說「好屌！」，那個字的本意是不雅的嘛！英文就是dick，開會跟老外報告，就解釋了半天，慢慢說服他，後來也就接受了。後來所幸那個MTV廣告得了那年的廣告金像獎，那就證明我做那個還有點對、有點道理，也就過關了。

編：王耿瑜（編註：當年「真言社」工作人員）把你形容成一個喜歡做新嘗試，永遠走在前面的人，你自己覺得怎麼樣？

倪：好像有，什麼事也沒有深思熟慮，做了就做了。因為那個時代是這樣，整個社會是開放的，你有很多空間可以去做嘗試，做了也都成了，所以你當然就相信這個東西。我現在很保守，真的、真的！現在年紀大了，都五十歲了，這事也不該是由五十歲的人在做的，就讓年輕人去做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