伍:如果你的衝突是這麼明白而理性的去分析的話,那為什麼你會寫〈來放尿〉這種歌?
朱:但那個也是我的學習。〈來放尿〉剛出來的時候,我被那些台語學者認為是「毀壞台灣文化第一人」。我那首歌某一段是在酒店跟一個吳武雄老師學來的,他把日本歌改成台語。那是在酒店嘛,酒店就很多歪歌、有一些sex、草根的東西。那一段之後我去研究台灣的俚語,我整理很多有關排泄物、閨房知識。那些東西其實本來就有的,可是為什麼研究學者他們沒有記載,因為他們跳過去,選擇性的記錄。
伍:你為什麼會去挑完全是那一掛的東西來研究、收集?而不是京劇、劉文正…
朱:劉文正我也有收集,我也有(收集)江玲。我覺得那是跟timing有關。1985年我上台北唸書,那時候整個台灣本土的文學、語言、政治運動,有一種本土化的趨勢。我那時候有一個感覺就是,台語老歌有很多都是很嚴肅的啦!尤其是那些學者的研究。為什麼會去研究比較庶民化的東西,可能跟我的個性比較相關,也跟最早的水晶唱片有關。那時候有一堆人跑去鄉下去收集一些民間歌謠,通常收集民間歌謠就是文建會在收,收集非常嚴肅的、非常傳統、正統的。月琴是圓形的對不對,如果把月琴切成八角型的,國家就不會收那個,因為那都亂來的。那時候水晶其實有一個氣氛,大家都故意收集那些歌,可是要進入文建會就全部把它過濾掉了,可是這是不對的啊!所以我那時候收集很多關於尿尿的俚語,把它放進歌裡去。
伍:那你的意圖是要…
朱:我是沒有要弄他們啦!其實我都是看他們的書跟他們學習。所以我遇到他們罵我的時候我非常驚訝,我寫的東西只是你過濾過的而已,但是那本來就是生活啊!就算打開聖經讀到大衛王偷看別人洗澡,聖經也是這樣寫。歷史是不能有選擇性的,各種都要記錄下來。有研究台灣歌謠的老師曾經稱讚我是一個人才、台語文化要傳承下去,後來就取了豬頭皮這個名字,他認為我取了這個名字,然後寫了尿尿的歌把台灣文化低俗化。其實「豬頭皮」是我小學的綽號,那時候人家這樣叫我就跟他打架。沒有想到二十年後變成我一個「to be proud of this」,那時候倪重華跟我說「你要想清楚,這(個名字)會跟著你一輩子。」。
伍:我是這樣想,比如說我們辦一個party,如果來的都是穿控叭啦褲的台客,那真的會嚇死。那些人其實對主流價值是有防衛性的,他們覺得自己被排除在外,或是他們把自己排除在外。他們認為他們(主流價值)沒有接觸到地上,是假的、浮的,沒有承認來放尿是我們的文化,他(豬頭皮)承認了。他是台大的研究所,他有這樣的氣質和有這樣的想法,對我講來就會讓我想到這樣的力道。
朱:早期暐哲是很不得了的,沒有暐哲就沒有我,我都是跟他們腳步過來。
伍:暐哲做過《抓狂歌》,他的知識性的表達方式又跟他(豬頭皮)不一樣。他的狀態是在大學裡面的知識分子,他現在做的歌跟他以前做的歌,其實都是那個樣子。只是他以前很敢放出來他所認為不對的事情,像他以前作〈民主阿草〉、〈抓狂歌〉,以及後來的〈電火條仔〉。〈打〉這首歌都是有力道的,而且一樣是跟主流價值有抗衡的。你是土生土長台北人嗎?
林:對。
伍:當你碰觸到台北縣以外來的人,跟碰觸到你們學校裡面的知識分子的時候,你的生活圈子是怎樣的…
林:我到台北市就變台北縣人,我到台北縣就變台北市人。其實我有一個很故意的反骨,我在台灣就聽英國音樂,覺得很屌。一直到年紀大了之後,才發現這只是一個過生活的方式,也沒什麼好值得驕傲的。那時候我是徹底心裡想要搞BAND,對於出唱片這件事情沒有那麼⋯⋯很重視,反正我就是要顛覆就對了。我年輕的時候寫〈打〉,就是我反對父母親跟小孩子溝通不良就用打。而且我自己覺得那個唱片會賣,覺得自己做的事情,很流行啊!結果大家都聽不下,我自己也嚇一跳,我寫一首歌好像在幫大家講話,為什麼大家沒反應?他剛剛問我的問題,台北市跟台北縣的差別。現在來看台北市跟台北縣,跟我小時候不一樣,我小時候一過台北縣我就很惶恐、路都不知道怎麼走。尤其是永和、中和完全搞不清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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